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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1911年10月27日，官至大清国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被朝廷弹劾、追责，在京城的秋风萧瑟中躲进美国大使馆，随即被护送到天津，然后逃往日本。这一天，距离“辛亥革命”的开端——武昌起义，仅仅过去了17天。
作为中国第一代官僚资本家的盛宣怀，创造了多项“中国第一”：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；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；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；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；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；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；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（交通大学）；第一个勘矿公司；第一座公共图书馆；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（天津大学）；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。而盛宣怀本人也赢得了“中国实业之父”和“中国商父”的美誉。
那么，盛宣怀这位独揽晚清轮船、电报、邮政铁路、银行、煤矿、纺织等国民经济命脉，财势、权势倾于一时的大人物，最终为何落得个逃亡他国的下场？盛宣怀又是如何亲手为大清的覆灭挖好坟墓的？本期档案揭秘，李涵为您讲述：一个盛宣怀，半部晚清史（四）
盛宣怀是一个勇于任事的人。根据《清史稿》的记载，从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六（1911年1月）出任邮传部尚书到四川保路运动爆发这半年里，盛宣怀不辞辛苦，“数上封事，收回邮政，接管驿站，规划官建各路，展拓川藏电线，釐定全国轨制，称新政毕举。”此外，他还支持、帮助南洋高等实业学堂校长唐文治办起了吴淞商船学校，实现了他多年培养轮船人才的愿望。
据盛宣怀子女回忆，因父亲往往忙到深夜也不休息，就和母亲商量，让她劝告父亲保证身体。盛宣怀对子女们说：现在是国家存亡危急之时，作为臣子，我哪里敢懈怠啊。
以挽救时局自许的盛宣怀，却因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，引发四川保路运动，继而爆发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，成为致使大清覆灭的“掘墓人”。有人戏称，是一条铁路搞跨了大清朝。
清政府修筑铁路始于甲午战争以后，最初由国家来修建，因为资金筹措不易，不得不举借洋债。1903年后，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，“拒外债、废成约、收路自办”成为全国士绅的鲜明口号。清政府也鼓励民间自办铁路。由中国商绅集资，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建设铁路成为共识。
然而，允许铁路商办政策推行几年下来，问题与弊端层出不穷：资金筹措严重不足，且迟迟不能到位；各地商办公司管理混乱、效率低下，股资被挪用、贪污的腐败乱象频生；各省、地区各自为政，干线的统筹和协调问题成为难题。
1910年8月17日，盛宣怀入京见皇帝。溥仪尚年幼，当政的是其生父摄政王载沣。载沣就时局、诸多要政大事，咨询盛宣怀的意见。期间谈到铁路问题，盛宣怀明确地表示铁路筑路权必须收为国有的观点。
他首先对湘、鄂两省拒款的不切实际进行了批评，说粤汉铁路赎回已经达3年之久，迄今却一无成效。这一事实足以说明那些坚决主张商办的士绅们是何等清谈误国。事实上，按目前拒款派的办法，即使再过30年，所集之款也不足以建造铁路。
其次，他认为，向外国借债虽非万全之策。但只要政府在与外国谈判并签定合同时，能做到“严定限制，权操于我”，使外国人只能得到投资的利息，而没有造路用人的权力，在这种条件下借洋款是利大弊小。这番谈话令摄政王听后“大为动容”，他立即命令盛宣怀与外务部、度支部妥商办理。
1911年5月初，言官石长信的一份奏折转到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手中。石长信建议：把贯通全国的干路收归国有，由政府借款兴办；其余支路，则由各省绅商集股商办。这样就能很好地平衡铁路国有和商办的问题。盛宣怀非常赞赏这个建议。
5月9日，清廷下诏：宣布将川汉、粤汉铁路收归国有，继而又谕令四川立即停止以造路的名义收取“租股”。而后又批准主政邮传部的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约，借款修路。
铁路国有化政策出台以后，得到云南、贵州、广西这些边远省份的响应。而在四川、湖南、湖北与广东，遭到了士绅们的反对。其中，态度最激烈的是四川。
川汉铁路是一家民营公司，原本募集股本1400万两，其中700万两已投入铁路建设；余下的700万两中，有300万两被一个叫施典章的经理挪到上海去做墨西哥的橡胶股票投机，并且亏空净尽。
盛宣怀根据不同省份商办铁路的情况，制定了不同的赎买收回方案。对川汉铁路，他只同意发给股东大约400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，至于被原公司经理人亏空的300万两，拒绝为之买单。他的理由也很充分：清廷的钱来自全国百姓，政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慨，来弥补四川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。
与此同时，他与美、英、法、德四国代表进行铁路借款的谈判。经过二十余次艰苦谈判，最终迫使四国代表作出较大让步，达成了6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。
公平地说，这份后来被四川保路运动中激进分子攻击为“丧权辱国”的借款合同，是清末历年来罕有的良好借款合约：贷款年利息仅为5%，而当时中国国内钱庄的平均利息高达12.5%至14.8%；以百货杂类与盐厘捐作抵押，这预防了未来路权落入洋人之手的可能性；在用人权上，严格限制洋人总工程师的数量、职权范围；规定修路优先使用中国工业产品与原材料。最为重要的是，这份借款合同被严格地限制在“商业性质范围”，四国银行及其政府不拥有经济利益以外的政治附加条件。
无论比之于张之洞在1909年与三国银行签定的草约，还是清廷在云南、山东、东北签订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铁路建筑合同，以及两年后由民国政府与六国银行签定的“善后大借款”，盛宣怀都有理由对这份借款合约感到满意。他也乐观地相信：只要采取上述办法，粤汉铁路分段赶造，限定3年内接通，则在10年之内准可还本。而且，新颁布的铁路国有政策，不会与民争利，只要商民愿意，可以附股，与国家同受利益。
然而，之后事态的发展，让这位擅长算经济账的精明商人完全始料不及。
由于清政府坚决不为300万亏空买单的强硬态度，川汉铁路股东中激进派逐渐占了上风。6月13日，清廷与四国银行的正式合同文本到达成都，经过激进人士在报刊上的曲解与猛烈抨击，借款合同立即被市民们视为丧权辱国的“卖国契书”，民情越发激昂。许多青年学生和下层人士也加入进来，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保路运动中的主流。
在给摄政王载沣的电文中，四川护督王人文描述了6月17日四川商办铁路总公司动员大会的场面：“到会一千余人，一时哭声震天，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。臣饬巡警弹压，巡兵听者也相顾挥泪。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纷四出，禁不胜禁，防不胜防。”王人文电奏朝廷，请求听从川民的要求，收回成命。两天以后，他再次电奏表明意见和态度。这一次，他甚至指名道姓指斥盛宣怀“欺君误国”。
农历六月二十九日起，成都全市罢市，学校停课，各街供光绪牌位。在保路同志会中，出现了革命党人的身影。
被称为“赵屠夫”的赵尔丰到任取代王人文，他也感受到民情激昂，于是一再和四川地方官员联名电奏，请清廷曲顾大局，收回川路国有的诏令，以免激生意外。
当四川地方官员一再奏请收回国有化诏令的时候，盛宣怀和同样志大心切的铁路督办端方都表现得异常强硬。1911年的电报档案里，记录下盛宣怀在整个事变过程中的态度，以及后来被批为“欺君”之举——调动、催促地方督抚用军队镇压参与运动的士绅百姓。8月26日，盛宣怀致电赵尔丰：对于罢市罢课这样的要挟，“请出告示严禁，销患难未萌”。8月28日，他又致电鄂督瑞澂：保路风潮只须略有兵威，不烦镇压。川督所用的兵警都是川人，所以才会害怕。请他调动宜昌的驻军去重庆，保护商埠，以作声援。9月14日，他致电云贵督抚说：鄂军援军需要二十余日才能赶到四川，请派云南、贵州靠近四川的军队统领带枪队千人驰往四川，“即可将风潮威慑解散”。
在盛宣怀与端方这两位强硬派的影响下，清政府没有作出丝毫让步，反而对川督赵尔丰施压，要求他进行强力镇压。
10月6日，赵尔丰逮捕了蒲殿俊、罗纶等几位带头的激进分子。成都市民闻讯后，聚集于总督府前。省府巡防军开枪射杀民众数十人。血案发生后，局势一发不可收拾。至夏秋，从四川开始的保路风潮，迅速蔓延到广东、两湖等地，革命形势迅速成熟。
10月10日，武昌新军兵营一声枪响，辛亥革命的序幕就此拉开。11日，端方受命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，行军至资州时被起义士兵所杀。各省纷纷宣布独立。
常年累积的政治、社会矛盾，地方士绅的贪婪，清政府僵硬的回应能力，终使局势一发不可收拾。其中，代表清政府的盛宣怀，拒绝对四川商办公司300万元亏空进行补偿，是激起四川反对铁路国有风潮的导火索。
武昌兵变当天，张謇正在汉口料理大生纱厂的事务。此时，这位晚清名流已辞官办实业近二十年。他后来评论清末铁路国有化失败的原因时，严厉地批评盛宣怀，说他完全不懂得国家对于人民应怀有一种“涵复之义”。用今天的话语来说，即政府有对民众的要求作出回应的道义，即便这些要求有时看起来不那么合理。而作为官员的盛宣怀，却用商人的思维去解决政治问题，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在京城，资政院成为保清派各省代表声讨、围攻盛宣怀的阵地。议员黎尚雯归纳出盛宣怀的四大罪名：违宪之罪，变乱成法之罪，激成民变之罪，侵夺君上大权之罪。每一条都“罪无可恕”，“按律宜绞刑。”
当晚，盛宣怀连夜赶写奏折，为自己辩护。这份奏折还没来得及写完，10月26日，朝廷就宣布将盛宣怀革职，永不叙用。“最后的奏折”如今完整地保存在上海图书馆的“盛宣怀档案”中。
在“非诛盛宣怀不足以谢天下”的舆论氛围中，外国驻京公使们出手干预了。10月28日，英国公使朱尔典从北京发回英国的一封电报称：“由于昨日资政院通过一项决议，请求皇上下令处死盛宣怀，所以四国公使走访了庆亲王，得到保证说：不会加害于盛宣怀。盛在四国使馆的十名士兵护送下，于昨天深夜前往天津，将先赴青岛。”
朱尔典发出电报当天，盛宣怀抵达青岛，随后又到了大连。在日本顾问高木陆郎的陪同下，经大连登船前往日本避难。
1912年11月30日，盛宣怀从日本回到上海。在人生最后几年里，他回归到一个商人的本色，很少操心政事，如他所说，“故园独处，书画自娱，如梦初醒，不欲知秦汉以后事。”他出任招商局董事会的副会长和汉冶萍公司的会长，着手整顿这两家公司的业务，竭力使之摆脱官僚的控制。
1915年冬，盛宣怀病重，卧床不起，已不能管事。第二年4月27日，他在上海病逝，终年73岁。当家的庄夫人为他举办了一场轰动上海滩的盛大葬礼。
在盛宣怀避难日本期间，孙中山曾屡屡抛来橄榄枝，暖语相慰，并保证发还他的个人财产，希望他能帮助新生的国民政府筹款，以期渡过财政难关。盛宣怀一边和孙中山书信相和，恭维孙是“文明之代表”，并给予工商、实业方面的建议，说自己一旦回国“下走皆唯命是从”。但在给亲家孙宝琦的函件里，他对孙中山评价甚低，批评孙“惟其念太奢，恐更无步骤”。
相比孙中山，他更愿意和他积怨很深、曾有夺产之恨的袁世凯合作，并屡次公开为袁世凯出来坐镇时局大唱赞歌。他希望袁世凯能够早日收拾乱局，平定天下，甚至暗示袁世凯皇袍加身也是可以的。
尽管如此，盛宣怀和孙中山还是差一点成为亲戚。在上海滩，宋家和盛府颇有渊源。1920年初，宋子文从美国留学回来时，曾在汉冶萍公司做英文秘书。当时，上海滩人称“盛老四”的盛宣怀四子盛恩颐是总经理。宋子文因此常去盛府走动，结识了明媚动人的七小姐，很是倾心，主动提出当她的英文老师，随即展开追求攻势。
宋子文
七小姐的母亲庄夫人一听说宋子文的父亲只是一个“教堂里拉洋琴”的牧师，立刻棒打鸳鸯。盛老四随即把宋子文调到武汉，去当汉阳铁厂的会计科长。宋子文仍然苦苦追求，不肯放弃。
1923年，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，身为孙夫人的宋庆龄召弟弟去新政府做事。南下前，宋子文拿着去广州的火车票，一路追到杭州，希望七小姐和他一起私奔。七小姐没有答应他的请求，在分别前，她把金叶子赠与宋子文。
宋子文后来平步青云，做过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、行政院长，控制了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，创办了建设银行、中纺等一系列现代企业，主持外交和与西方列强的借款，成为新一代豪门权贵和大官僚资本家。后来娶了江西富商之女张乐怡为妻。盛七小姐得闻此事，大病一场，直至32岁才嫁人。
三十年河西。抗战胜利后，盛老四的儿子盛毓度因在汪伪政权做事，被捕入狱。在其原配夫人的跪求下，七小姐打电话向宋子文说情，宋子文在那头一个“OK”。第二天中午，盛毓度就被放出来。
1947年，宋子文因为推行货币改革引发了黄金风潮，加之“四大家族”的骂名，遭到朝野各方的攻击。有“傅大炮”之称的著名学者傅斯年在报纸上接连发表《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》、《宋子文的失败》、《论豪门资本必须铲除》等系列檄文，炮轰他官商不分、公私不分，轰动一时。
宋子文被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，随后退出政坛。国民党兵败后他定居美国，当了二十多年寓公，1971在旧金山去世。在他身后，关于宋家的首富之说、贪腐传闻、八卦故事依然是各种野史小说津津乐道的题材。
这一对差一点成为翁婿的两代官僚资本家，命运划出了相似的弧线，也作出相似的拷问——官乎？商乎？公乎？私乎？爱国乎？卖国乎？成乎？败乎？
《南方人物周刊》徐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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