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老爸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农民，一辈子都在和棉花地打交道。除了家人，最让他挂心的，也就是家中的那几十亩棉田。
最开始，老爸还是一介书生，手不能提肩不能扛，高中毕业后，还荣幸地当上了乡里的教师。但好景不长，因为计划生育，便举家搬迁到了新疆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时，棉花收成不好价也不高，新疆有不少撂荒的棉花地。为了能让我们全家人吃饱饭，爸爸义无反顾地下了农场，成了一位农民。
爸爸和农场干部签订好承包合同后，第二天就借了一辆没有刹车、露着油箱水箱、转轮的破拖拉机把全家接到了地里。我坐在高高的行李上面，很茫然地看着所望之处的荒芜，一路上都没有人家、没有房屋，因为刚开春，我甚至都看不见一丁点的绿色。到了自己家的地，满眼的旧红柳就像小树林一样成簇成堆地长在地里，站在高处都看不见地块的分界线，地里还有水，舀起一捧，红色的，全是碱水。从此以后我的整个小学时代的记忆，就是跟在爸爸妈妈后面在地里拾红柳疙瘩。勤俭的爸妈把它们捡回家当柴火用，一直到现在，二十几年过去了，家中院子里还有一大垛没烧完。看见它们，我就仿佛看见了老爸满手的血泡，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和这块荒地战斗了很多年，终于变成了如今的良田。
刚开始种地的时候，孤零零的我们一家人，没有可以请教的人，也不知道去哪里请教。看见隔壁家的播种了我们就播种，隔壁家打药了才知道自己家的棉花也生病了。1999年，是灾害特别严重的一年，那时候已经到了棉花成长的中后期，家中没有多余的钱去买农药。看着满地黄黄红红盛开的棉花，老爸着急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，带着全家人一起下地“活捉”棉铃虫。我们每人腰上系一个化肥袋子，顺着地膜在一棵棵棉花上找棉铃虫。我和妹妹没有见过这样的虫子，浑身肉囊囊卷来滚去的，不敢下手，老爸就编瞎话骗我们说这是坏蛋撒到棉花地里的害虫，必须得把它们消灭。就这样我和妹妹从犹犹豫豫不敢下手，到眼都不眨，捉到一只虫子就一撕两半扔在棉叶上喂鸟。
后来棉花价格越来越好，农场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，到处都是拾荒、开荒的人。老爸看着眼红却没有行动，他说这样搞下去，棉花还会不值钱。可是他依然本本分分地种着棉花。2008年，老爸的话没有言中，家里受灾了，满地的冰雹把即将收获的棉花全打在了地上，老爸顶着冰雹要往地里跑，被老妈拉住了。鸡蛋黄那么大的冰雹下了不到3分钟，一年的劳动成果便化为乌有，老爸急得跳蹦子哭，老妈哭着劝他。冰雹一停，老爸便骑上摩托车从场部赶到地里，等到了地里，农场的领导都在，电视台的人也来了，全部在我家地里察看。放眼望去，地里一片白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棉花都是光杆杆在风里立着。一年的心血就这样没了，老爸弯腰捡起一把冰雹蛋子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那年棉花价格有史以来最高，一公斤能卖到10余元。我们的新家就在棉麻站跟前，每天都是大车小车的卖花人。老妈也想让老爸也出去倒腾一下棉花，可老爸干脆在家里睡觉，不是自己种的，他看不到眼里去。老妈便一整年都在唠叨他是个死脑筋。可是没办法，很拧的老爸才不管老妈怎么唠叨，该浇水浇水，该铲地铲地。那一年富了很多新棉农，我家还是老样子，老爸也不眼馋别人，还是不慌不忙地收拾着自家的那块地。
再往后，开地、种地的人更多了，老爸还是心满意足地种着这些地。但是他自己也说：地是越来越不好种了，以后你们还是不要种地了。他说的话应验了，棉花价格不好，农资也贵，水也不好浇，病虫灾害越来越多。面对这些问题，老爸还是安心地种着他的地，打牌、垒麻将是从来见不到我老爸的。要找他，得去棉花地。
今年，家里的地又被老爸改良成了机采棉花地，他说要跟上时代进步的脚印，要积极响应国家政策，支持发展农业机械化。原来阡陌纵横的棉花地变成了一个条田，一眼望不到边。我问老爸：“当了一辈子农民，把一片荒蛮变成如今的条田，您现在是不是特骄傲啊？”老爸站在“轰隆隆”作响的播种机旁说：“我当了一辈子农民，最骄傲的还是你们姐妹仨都能上大学，你当了警察，你妹妹是医生，马上你小妹也高考了，这才是我最骄傲的。”
一阵风和着沙土吹过来，我就这样笑着流泪了。（窦明媛）
本版编辑：郝 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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