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民族国家（nation/state）形成之前，中国的疆域是不断变化着的，虽然难免有些起落，但从总的趋势上来看，是从黄河中游开始不断兼并扩大版图。在这个扩张的过程中，自然会出现很多冲突，最常见的，就是西与东、南与北的问题。西周灭商，是典型的西部征服东部，平王东迁则是被更西更北的野蛮民族所迫，而周天子威仪丧失，这才引出了春秋五霸、战国七雄。周为封建制度，列土分茅、邦国林立，仅河南、山东地区，小国姑且不论，郑、宋、鲁、齐等大国，民风各异、特色鲜明。崛起于西方的秦继承了西周的政治遗产，依仗地利之便和多年累积，逐渐消灭六国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的兼并，建立起大一统的王朝，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最苦最烈的两仗，是灭赵和灭楚。赵国继承部分晋国遗产，占据太行山天险，牢牢扼住了秦国东进的咽喉；楚国则从河南南部出发，将地域扩大到湖北、湖南、两江乃至云贵，代表了长江文化势力。秦灭赵，要在长平之役发动全国十五岁以上男子出战，坑杀了赵国几乎所有成年男子之后，还要经过数十年的蚕食和苦战才能成功；秦灭楚，一开始年轻将领李信二十万大军南下被楚将项燕打了个全军覆没，非要老将王翦动员举国之兵六十万众，才能获胜。
秦灭六国，乃是一个自西向东、由北至南的过程，这个统一顺序，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国史之中，屡见不鲜。究其原因，不全在民风战士（两晋之前，军队而言，南方以剽悍胜、北方以节制胜；近代以降，湖湘子弟遍天下，民国名将多来自江浙两广，共和国开国将帅则以四川、湖广居多），而在于地势。中国地理，西高东低，因此建瓴而下霸业方可成；产马之地无非北与西，冷兵器时代，南方无马，南人也就无法跨江与北人争雄于平原，只能仗舟楫之力与北人抗衡，因此长江之险不能与北方共。而北方要平定南方，历来也只能从长江上中游着手，故此守江必守淮，南北之争的关键，不在于长江，而在于徐州、荆州。秦二世而亡，项刘并立、楚汉争雄，项羽是老牌贵族，一心想复辟封建，不明白历史发展已经到了不可逆的时代，轻率将西、北交出，以至于天纵之才也只能束手被困九里山，批评他不够心狠手辣不懂政治不擅用人这些都对，但他最关键的缺点还是不明大势。
西北对东南的优势，两千年间只有朱元璋逆转过，他处长江下游而抵御住了陈友谅顺江而下的水师，又北伐逆推蒙元，那真真是了不起的独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近代曾国藩平洪杨，不走向荣和春张国樑老路从南京周边打主意，而是无论如何艰苦都要从西边沿着湖南、湖北、九江、吉安、安庆一路东下，他总结为上游致胜论。红军困在福建、江西的山区中，虽说离敌人统治核心区域江浙比较近，但只能是小打小闹不成气候，非得两万五千里长征辗转到西部，背靠着苏联的供给，占住地形，然后突进东北，形成西向东、北向南的格局，才真正有了争雄天下的资本；刘邓不惜付出重大牺牲千里跃进大别山，是要在荆州牢牢钉下一颗钉子，走的还是上游致胜的思路。而陈官庄杜聿明一败，常校长就只能赶紧收拾人才黄金古玩字画搬到台湾，他也知道就算有长江天险也无法止住颓势，只能“转进”了。在这一点上，博古通今的毛泽东真称得上是雄才大略，相比起来，侵华时候的日军水平就差远了。假如七七事变攻下北平之后，日军以主力沿平汉线南下直扑武汉，在长江中游拦腰一刀；以有力之一部翻越太行山进取关中，沿汉中南下取巴蜀云贵，顺江东下与第一支队会师于宜宾；再以一部沿山东南下攻徐州，陈兵淮河边，以海军优势兵力扫荡沿海港口，最后三路合军逼迫国军决战于苏浙赣皖，那中国真的就危险了。侥天之幸，二战之际，日本明治、大正年间的顶尖人才早已消耗殆尽，主事者皆蛮横无知之徒，妄图三月亡我，选择从东向西打，中国军队才能背靠着青藏高原节节西退，按照蒋百里的设计，以空间换时间，在洛阳-襄阳-衡阳一线与日军相持，最终熬到了胜利。
从西向东侵略易，从东向西开拓难。因为东边靠着大海，退无可退，打不赢，就完了；而西边可以一直向西延伸，打不赢还可以跑，跑过沙漠，跑过葱岭，一直跑到欧洲。在地理大发现之前，中国没有海上的危机，最大的安全问题来自北方和西方，而北方和西方问题其实是一而二，二而一的综合性问题，简单说就是如何应付蛮族入侵的问题。秦国占据关中之地，那里有渭水两岸富饶的大平原，号称八百里秦川，有潼关、函谷关天险，使之成为进退有据的不败之地，山东诸国真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嘴。秦始皇扫平六国之后，东边没有安全问题了，第一件事就是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上，取河套、兵逼阴山，率领大秦的铁骑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土。汉太祖高皇帝刘邦，统一国内后第一件事是亲自北上对抗匈奴，因为实力不济有了屈辱的白登之围，直到汉武帝刘彻攒够了筹码之后才派卫青和霍去病先后北击匈奴，不仅收复了陇西、北地、上郡、云中、雁门五郡的北部，还置朔方、五原两郡，北边疆界直达阴山以北；汉军不断西进，陆续设置酒泉、张掖、敦煌、武威、金城等河西五郡，还远征西域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，大获全胜；自此西域诸国震恐，纷纷臣服，遣使朝贡。西汉在乌垒城设置西域都护府，在轮台（今新疆轮台东南）、渠犁（今库尔勒）等处屯田，占据天山南北，疆域空前的辽阔。
秦皇汉武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开拓西疆？不是他们穷兵黩武，而是出于战略安全考虑。河西对于中原来说，是个贫瘠荒凉之地，但对于居住在更加贫瘠的大漠西部的其它民族来说，却是他们极度向往的肥美之地。河西四郡河渠纵横，阡陌相连，水草丰美，后世有塞北江南的美誉；河西的河流湖泊都来自祁连山，祈连山上的雪水融化后汇集成道道河流，较大的有谷水、弱水、卢水和冥水，这些河水聚集成了休屠泽、居延泽和冥泽等湖泊，因此这里便成为垦荒农耕、牧养牲畜的好地方。河西一度为匈奴所占据，但自从西汉从匈奴手里夺到河西后，匈奴的元气受到了很大损失。著名的匈奴民歌中就有“失我祁连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；失我焉支山，使我嫁妇无颜色”的传唱。河西四郡从东南向西北倾斜，其地理形势就像一条狭长的通道连接着关陇和西域，它的南面是祁连山，北面是合黎山，通道夹在两山中间，通道的两头，南有琵琶山（今乌鞘岭），北有阳关、玉门关。在和平时期，河西四郡是丝绸之路中最为关键的一段，各国商人和物品不断地经由敦煌东来西往；而到了战争时期，河西四郡成为控制西域和保卫关陇的险要之地。中原国力强盛时，河西是进兵西域的前线；中原国力衰弱时，河西是保卫关陇后方的重要门户。
秦和西汉定都于长安，保卫长安就成为国家防御的核心。其中西疆陇坻是第一道门户，是关中所谓“四塞之固”的关键门户；河西四郡是第二道门户，是关中的外围屏障；葱岭是第三道门户，帕米尔山这道难以逾越的天险把中国和中亚隔为东西两部。中国强盛与否，和河西、西域的关系极为密切。中国强，则必须要稳定西部，所以如汉、唐定都长安，耀武西域，陈汤所谓“明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”；唐军带着两万把陌刀，杀得西域血流成河，国史上盛赞为汉唐盛世。清代面对海上入侵的强敌，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，左宗棠仍要坚决出塞，收复甘肃宁夏新疆一线，就是要为国家争得战略纵深，为民族保留一口元气。中国弱，那关陇就不安全，只能收缩防线将都城改到雒阳，甚至更往东，因此说宋代弱，不是弱在军事能力（宋军擅用各种火器和新型武器，军官士兵的个人平均勇武程度也可能是历朝之冠），宋弱是弱在了国势上，建都于开封，那是古代陈留，黄河边四战之地无险可守，那还能不弱？因此今天提出一带一路战略，那就是要稳住西部，把国家的防御体系往西边拓深，打通欧亚大陆线，从几千年的国史来看，这是中国复兴必须要走的一步，很关键，很重要，西疆安，中国兴！
这个道理，中国人东汉时候就懂，所以和西域一直处于和战状态，有所谓三绝三通。王莽篡汉后，对西域诸国非常鄙视和轻侮，在匈奴人的离间下，西域诸国连续爆发叛乱。天凤三年（公元16年），王莽派五威将军王骏、西域都护李崇、戊己校尉郭钦出兵平叛。焉耆人诈降，杀了王骏，李崇也兵败退到龟兹，郭钦撤回敦煌，南北两道诸国几乎全部臣属于匈奴，只有莎车仍旧臣属于汉。大将军窦融在建武五年（公元29年）奏请光武帝刘秀，以朝廷名义拜莎车王为建功怀德王、西域大都尉，西域五十五国皆听其号令。随后东汉又赐莎车王西域都护印绶，以便依靠莎车王安抚西域诸国，稳定西域形势。谁知莎车使者回国经过敦煌时，敦煌太守裴遵向朝廷提出“夷狄不可以假以大权”。当时西域的事务敦煌太守最有发言权，光武皇帝于是下诏，要收还都护印绶，改赐大将军印。莎车使者不答应，裴遵便强行剥夺，致使莎车国和朝廷关系骤然紧张。这是一绝。
莎车国心怀怨愤，举兵叛乱，而西域诸国更是自相攻伐，干戈不息。建武二十一年，西域焉耆、鄯善、车师等十八国使者赶到洛阳，诉说莎车国的残暴，恳求朝廷重设西域都护，保护西域诸国，但光武帝仍旧拒绝，迫使西域诸国不得不投靠匈奴。匈奴占据了西域后，不断出兵侵扰边境，河西、陇右等地连番告急。到了汉明帝，东汉国力有所增强，永平六年（公元73年），汉军兵分四路，骑都尉来苗、度辽将军吴棠、驸马都尉耿秉、奉车都尉窦固各领大军攻击匈奴。窦固率军一直杀到东部天山，击破驻守伊吾的匈奴南呼衍王；班超领三十六随从，来往于西域南道诸国之间，诛杀匈奴使者和于阗巫师，使西域南道诸国归属朝廷。第三年，窦固和耿秉又率军出击车师诸国，大胜。至此，东汉恢复了对西域的控制，重建西域都护府和戊己校尉。这是一通。
永平八年（公元75年），匈奴人反攻，杀了西域都护陈睦，只剩班超在喀什一带固守，另有耿恭困守孤城。恰好中原地区遭遇严重旱灾，汉明帝驾崩，朝中再掀弃守西域之论，汉章帝无奈之下，下令班超、耿恭等人撤出西域。这是二绝。
班超一行返至于阗时，西域诸国坚决阻止班超东归，“互抱超马脚不行”。班超被西域人感动，同时他也知道，汉军撤走后，匈奴人必将重霸西域，于是他不顾汉章帝的旨意，重返疏勒，继续征战，这一战就是十五年。当时匈奴人也遇到了困难，北匈奴单于庭众叛亲离，遭到了南匈奴人、丁零人、鲜卑人和西域诸国的四面围杀。汉军从汉和帝永元元年（公元89年）开始，在窦宪、耿秉、耿夔等人的统率下，连续三年远征西域，给了北匈奴以毁灭性打击，迫使其主力西迁。永元二年，大月氏派兵七万进葱岭攻打班超，班超坚守疏勒，大月氏粮草断绝，大败而走，此战震惊西域诸国。这是二通。
汉和帝永元十二年（公元100年），西域都护班超病重，请返雒阳，“臣不敢望到酒泉郡，但愿生入玉门关”，但书上三年不得批准。他妹妹班昭亲自上书汉和帝，哀求请调，永元十四年（公元102年），班超回到雒阳，当年去世。先后接替班超任西域都护的任尚和段禧处置不当，西域诸国屡叛，切断了河西通道。永初元年（公元107年）六月，汉安皇帝下旨，罢西域都护，招回伊吾、柳中屯田吏士。这是三绝。
朝廷与西域断绝后，北匈奴残部卷土重来，不断侵扰西域和河西地区，威胁西疆。汉安帝永初七年（公元119年），敦煌长史索班率军出屯伊吾，西域诸国望风归附，但索班随即被匈奴人所杀。延光二年（公元122年），东汉以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史，率兵五百出屯柳中。班勇挟父威名，纵横捭阖，第二年鄯善归附，龟兹、姑墨、温宿各国负荆投首，班勇就地成军，率西域各国步骑万余人，在车师前王庭击败匈奴伊蠡王，在短短时间内，便打开了西域的局面。延光四年，班勇发敦煌、张掖、酒泉六千骑，配合鄯善、疏勒、车师前部兵，进攻车师后部，俘获车师后部王与匈奴使节，带到索班战死的地方杀了，又派人杀了东且弥王，报了索班被杀之仇，于是车师六国悉平。在此基础上，班勇再接再厉，召集各国人马数万，彻底捣毁匈奴老巢，呼衍王逃至枯梧河，自此车师再也见不到匈奴骑兵，这样西域诸国复归东汉。这是三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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